▲2026名古屋亞運昨（4）日於瑞穗公園陸上競技場舉行閉幕典禮。（圖／記者李毓康攝）

記者蔡厚瑄／名古屋報導

走出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迎面而來的志工笑容溫暖，但這股專屬於國際運動賽會的熱度，卻在踏入市區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走進名古屋車站，如迷宮般的車站依舊是黑壓壓的通勤人潮，西裝筆挺的上班族緊抱著公事包步履匆匆，地下街的小雞蛋糕店與炸豬排店門口排著長龍。若非特意湊近月台柱子，尋找那一幅尺寸小得有些客氣的官方海報，你很難想像，這座日本第三大都會區，正在主辦全亞洲規模最大、參賽人數突破1.7萬人的頂級綜合運動盛會。

▲亞運旗幟僅在名古屋車站外圍有個集中區。（圖／記者蔡厚瑄攝）

一位在名古屋生活長達27年、已歸化日籍的藥妝店員私下坦言，若不是看到店裡掃貨的外國旅客突然激增，根本沒意識到這座城市正在辦亞運；一名在網球場支援的在地留學生則一語道破日本人的社會集體潛意識：「日本人辦活動的最高準則，就是『以不影響在地居民生活為優先』。」

這份近乎刻意的「不添麻煩」與「極簡克制」，最終卻在長達兩週多的賽會期間，演變成一場震驚亞洲體壇的後勤災難與集體尷尬。

「像在玩大風吹」：當節省成本的如意算盤，撞上現實的物流黑洞

向來以精準、細緻、嚴謹著稱的「日本製造」，在本屆名古屋亞運被徹底拉下了神壇。

經歷了東京奧運的預算大幅超支、貪腐醜聞與疫情閉門賽的重創，日本社會對大型賽事的「財政過敏」已達到頂峰。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拒絕留下賽後難以處置的「白色巨象」，名古屋亞運壓低預算至2980億日圓，僅約東奧的五分之一，更打破數十年慣例，悍然決定「不興建選手村」，改以市區飯店、港口貨櫃組合屋以及停泊在碼頭的歌詩達賽琳娜號郵輪作為選手住宿。

▲2026愛知・名古屋亞運選手村內所使用的木製貨櫃屋宿舍。（圖／路透）

這套在財務報表與環境永續上看似完美的「創新範本」，落實到現實中卻成了各國代表團的噩夢。

由於8月中旬臨時追加臺克球與配鬪球項目，參賽規模暴增至1.7萬人，遠超奧運規模，脆弱的住宿系統瞬間崩盤。選手們抵達機場後被困數小時無人接應；入住組合屋的韓國籃球員在社群求救「房間漏水、床小到睡不下」；香港選手抱怨郵輪艙房狹隘搖晃；泰國隊痛批餐點份量少得可憐，更發生主辦方僅按「人頭數」分配房間，導致男女選手、教練與防護員被迫同住一室的荒謬烏龍。一名泰國奧會官員無奈譏諷：「在名古屋找地方睡覺，簡直就像在玩大風吹。」韓國奧會主席柳承敏更毫不留情地直言：「如果要我評分，我會給大會一個『F』（不及格）。」

▲義大利籍郵輪「歌詩達賽琳娜號」停靠於名古屋港在亞運期間作為「水上選手村」。（圖／路透）

更深層的混亂則深植於籌備體系。由於本屆賽會未全面委託經驗豐富的日本本土大型廣告代理商，而是砸下630億日圓由法國會展巨頭GL Events承包場館架設，雙方在溝通、設計修改與器材調度上陷入漫長的合約拉鋸與資訊黑盒子，導致多座場館直至開幕前夕仍在倉促趕工，連帶引發後續一連串令人匪夷所思的營運瑕疵。

食古不化的「日式堅持」：寧花大錢叫小黃，也不願動用空巴士

在賽會現場穿梭採訪的十多天裡，媒體與各國代表團最深切的感受，並非硬體簡陋，而是主辦方在營運上的「荒腔走板」與面對突發狀況時的「僵化死板」。

交通問題成了全體與會者的夢魘。韓國男足被巴士司機一路載往隔壁的棒球場，險些延誤出賽；巴基斯坦男排被送錯場館，導致賽事延誤45分鐘；更別提男子曲棍球預賽時，大會竟離譜地將南韓國歌誤播為北韓國歌，引發嚴重外交抗議。

而在第一線的採訪現場，日方那種「只看規則、不看現實」的官僚作業，更讓各國記者哭笑不得。在東山公園網球中心的軟網賽場，由於大會未安排轉播，台灣選手勇奪金包銀的光榮時刻國內完全看不到畫面；媒體詢問辦公室內為何裝設了電視卻始終黑屏。

▲記者室放滿電視，卻沒有一台看得到即時比賽畫面。（圖／記者蔡厚瑄攝）

到了空手道賽場豐橋，上午工作人員還指引媒體搭乘班次密集的一般接駁車，下午卻突然變臉阻擋記者上車，冷回一句：「昨天可以，今天接到指令不行，媒體只能等一小時一班的專車。」哪怕眼前的一般接駁車座位大半全空，工作人員依舊面無表情、堅決拒載。在羽球場館，甚至出現主辦方寧可花大筆預算幫快遲到的記者叫計程車，也絕對不願調用旁邊停著閒置的空巴；或者接駁車明明已大幅延誤、記者正火燒屁股趕赴車站搭場，現場交管人員卻仍堅持要求記者必須「在封閉管制區內乖乖走斑馬線才能前進」。

▲亞運管制高規格，連接駁車司機開車進場都要安檢。（圖／記者蔡厚瑄攝）

在小細節上吹毛求疵，在大方向上漏洞百出。就連中華代表團在花園碼頭舉行升旗與歡迎儀式時，媒體為了拿一張號碼牌被來回安檢兩次，最後還發生運動部長李洋被卡在門外無法入場的意外，日方籌備會面對質疑卻始終給不出合理解釋。一位日本資深同行在現場忍不住向我苦笑搖頭：「完全不知道官方在隱瞞什麼，這真的很不尋常，過去在日本根本前所未見。」

熱鬧是外人的，冷清是這座城市的

更令人感到落寞的，是賽場看台上的空曠與孤寂。

相較於上一屆杭州亞運傾全城之力的全民狂歡與滿街璀璨，名古屋街頭即便在榮商圈綠洲21或久屋大通公園設有美食嘉年華，聚集的也多半只是原本就在附近的居民與路過的外國選手。預賽門票哪怕壓低至1500日圓的平民價、開放便利商店隨到隨買，看台依然大片慘白；地主日本對決韓國的女子足球焦點戰，容納5萬人的體育場竟然只湧進998名觀眾；就連男子百米飛人大戰，看台也僅坐了四分之一。

面對外界排山倒海的「名古屋惡夢」、「史上最差亞運」罵聲，愛知縣知事兼組委會會長大村秀章在會期中屢次以「公務」為由缺席記者會，遭地方政壇質疑是為了明年連任選情而進行的「戰略性避風頭」；直到閉幕當天，他才與OCA高層一同露面致歉。儘管OCA總幹事在記者會上搬出「50項世界紀錄被打破」、「十萬次接駁中遲到只占0.000001%」等漂亮話試圖粉飾太平，但現實的落差早已深深刻在每位參賽者與採訪者的心中。

日本體育界在賽後急於尋求「遺產」，強調非選手村模式與壓低預算是未來國際賽事的可行之道，甚至放眼申辦2035年橄欖球世界盃或未來的冬奧。然而，走過這場看似精打細算、實則破綻百出的亞運會，人們不禁要問：當一場體育盛會為了「不添麻煩」而抽乾了城市的激情，為了「極致省錢」而犧牲了運動員最基本的尊嚴與後勤，這究竟是一場回歸理性的辦賽革命，還是一場被自身驕傲與僵化徹底絆倒的警世寓言？